改革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关键是什么？ ——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与创新

一、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供给侧的结构调整

2003年后，中国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严重不配套，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此外，中国的供给侧低效率，无法供给出合意的需求。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中国经济面临危机。关键时刻，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之后，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包括两层含义：

1、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2、   供给侧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调整。

两年以来，成就辉煌！ 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中央的决策是否适合我国的心理健康服务事业？

完全适合。我国的心理健康服务也一样存在供需关系，也可以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

什么是“供给侧”？

简单说，经济学把生产的一方称为供给侧，消费的一方称为需求侧。

从心理健康服务事业来看，也是一样。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一方称为“供给侧”。

需求和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一方称为“需求侧”。

那么，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是谁呢？

简单说，可以分为三大力量或者三大派别。它们是：“医院派”、“学院派”和“实战派”。在这里，我使用的是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调查和研究。不过，这种划分背后有一种比较有力的标准，即与心理健康服务行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在行业中现有的话语权等等。

1、医院派。即主要是指在精神疾病专业医院和三甲综合医院心理科工作，以具有处方权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为代表。临床上主要是用药物进行治疗精神疾病以及心理疾病。在社会上还有“开药派”等说法。

2、学院派。即大学心理学专业会做心理咨询的教师，以及心理学专业毕业会做心理咨询的学生。社会上一般称之为“学院派”，社会上还有“学究派”等说法。

3、实战派。即做“心理咨询”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自2001年人社部实行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后，据说共有90万人拿到“心理咨询师证”。众所周知、毋庸讳言，在这个90万的数字里，水分很大，有的证书就是直接买的，或者集体作弊通过的。在90万人中，实际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实际做心理咨询。但由于基数大，就算只有5%，也有4.5万人。在这一部分人中，能够完全专职做心理咨询，或者是以心理咨询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又是少之又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认定自己要从事心理咨询行业。他们正是“实战派”的主流和中坚力量。实战派也包括一些并没有心理咨询师证书，但有其他各种各样证书的人。之所以称他们为“实战派”，是因为他们直面心理健康服务市场，在做着满足社会对心理健康实际需求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对于形成和发展心理健康服务行业至关重要。或者说，与医院派、学院派比，他们与社会的心理健康服务市场有更深的、更直接的连接。实战派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使他们必须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中生存和发展。从压力来看，他们不像医院派、学院派那样，有国家工资的支撑，有医院、大学这样的硬件资源，以及职务、职称等“软件”的支持。他们没有“皇粮”可吃，必须靠实战能力生存。如果他们提供的服务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好，就不会有人找你。从动力机制来看，他们大多数是由于热爱心理学、追求心灵成长而进入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成长，尝到了成长的甜头，因而更加热爱心理咨询。他们除了“实战派”外，社会上还有“实力派”“社会派”“海派”“江湖派”等说法。

——需要申明的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医院派、学院派就没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实战能力。相反，他们中也有人有相当出色的实战能力。不过，他们在心理健康服务市场中关系，与实战派是大不一样的。另外，这部分有实战能力的人，在学院派中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其中做过足够的长程的个案的人又有多少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侧是谁？

当然是广大的国民。如果按照最全面的心理健康理论，把潜在的需求者算进去，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我把自己的心理学研究倾向称为“全人心理学”，按照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解，针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质，早在2006年我举办“心理健康万里行”大型活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人人需要心理调整，人人可以终身成长。”我认为，在深刻的意义上，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的层次上需要心理健康服务。正如我国22部位联合发出的《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为心理健康下的定义是：“心理健康是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完好状态。”有谁能够肯定地说，自己一生中都处于这种“完好状态”呢？当然，有不少人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自我调整，但谁又能够肯定地说，心理健康服务专家就再不能够为之提供帮助，或者他们在有适当心理健康服务的帮助的情况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呢？

从全人心理学的“通心”理论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问题也有深入的探讨。通心理论认为，人类从事任何自己认为是积极的行为（当然也包括心理健康服务）行为，首先都要分清楚“通心者”和“通心对象”。这里的“通心者”就是“供给侧”，“通心对象”或者“被通心对象”就是“需求侧”。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是“通心者”，他们属于供给侧。当事人、来访者、咨客、案主等是“通心对象”“被通心者”，他们属于需求侧。如果心理健康服务的事情没有做好，主要是“通心者”，即“供给侧”的问题。同理，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繁荣、昌盛，也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需求侧的需求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

在心理咨询行业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来自心理咨询师的抱怨，说什么现在咨询不好做，人们缺乏心理消费意识、思想保守、死要面子活受罪等等。这属于典型的缺乏“通心者”或者“供给侧”的意识。

也可以说，全人心理学关于“通心”理论的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支持了、补充经济学关于“供给侧”“需求侧”的理论。

二、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亟待调整

与中国大经济环境的问题类似，当前心理健康服务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严重不协调。

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可以从多种理论来予以说明。这些理论不会有太大冲突。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大体可以分为：

（1）严重的精神疾病。例如按照一般的说法，可以分为六类：一、精神分裂症；二、双相情感障碍；三、偏执性精神障碍；四、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五、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六、严重精神发育迟滞。这部分人有多少？按照2009年1月4日，卫生部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大概有1600万人。

（2）一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例如神经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疑病症、神经衰弱以及人格问题等。这部分人有多少？按照2009年1月4日，卫生部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精神疾病发病率超过7%。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后来有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这里的“精神疾病”，不只是指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也包括神经症、多种焦虑症、抑郁症、人际关系障碍以及酒精、药物使用所导致的各种精神障碍和冲动控制障碍等。他们大多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参阅《环球时报》2010年06月08日）也就是说，除去严重的精神疾病，一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大概有7000万人——8000万人左右。

（3）由于成长受挫、人际关系不良或者恶化等引起的一般心理问题。例如，由于失恋、失业、考试落榜、职务、职称晋升失败、患病，以及大量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造成的冲突等。全人心理学的通心理论引用《黄帝内经》“痛则不通，痛则不通。”，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皆可以归结为“不通心”造成。这些问题，一个人在一生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以前在没有心理健康服务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往往通过看书、散步等所谓让自己“想得开”的办法进行自我调节，或者求助于父母、亲朋好友、老师、宗教人士等。

那么，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的问题在哪里呢？下面谈谈粗浅认识。

（1）严重精神疾病，毫无疑问，应该主要由具有处方权的医生（医院派）来处理。问题是，他们是不是只需要那些具有处方权的医生来处理？按照世界上具有共识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他们的神智清楚之时，对其进行心理调整，以及让其家属进行配合，效果是更好的。

但目前医院派的大多数人仅仅限于从生物模式来进行服务，不会或者不采用心理和社会模式。也就是说，他们一般只是诊断、开药。而在实际上，一般只有用药与心理调整、社会关系调整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最大治愈的可能。心理调整、社会关系调整，是实战派、学院派的特长。也就是说，对于的治疗和需求，不仅仅是医院派的事情，也包括实战派、学院派的参与。但在目前，我国并没有医院派和学院派、实战派的合作机制。目前的体制，使本来人数就非常少的医院派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严重精神病的治愈率很低。这是供给侧需要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

（2）具有一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人，例如神经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疑病症、神经衰弱以及人格问题等。按照现在的体制，一般这些人都是到医院就诊。对于这一类人，我的看法是能够不用药，尽量不用。对于这部分人，有不少实战派的工作者都具有行之有效的非药物治疗方法。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上述当事人一般只有到医院进行治疗。

我国著名心理医生丛中尖锐地指出：“ 在精神科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病人，总是盯着医院广告栏里少数几位可以做心理治疗的医生。这几个医生，往往永远是最受病人欢迎的医生，自然也就成了全院挂号最难的医生，这几位医生的门诊号往往成为倒号黄牛们重点承揽对象。可见，越来越的社会大众需要精神科医院提供心理治疗服务！……既然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治疗只能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心理治疗，是精神科医院最应该开展的重要医疗服务之一。为什么，在精神科医院，实际上又几乎都没有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呢？”（丛中：《心理治疗为什么难以在精神科医院壮大发展？》）     

（3）由于成长受挫、人际关系不良或者恶化等引起的一般心理问题。这部分人是心理健康服务最大的一部分。正如前面已经谈到，一个人一生中难免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具有只有的需求。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后来有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神经症、多种焦虑症、抑郁症、人际关系障碍以及酒精、药物使用所导致的各种精神障碍和冲动控制障碍等。他们大多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所谓“他们大多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这话说得有一些简单、片面。“什么叫“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是社会关系总和”。人首先有自己的亲密关系，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婚恋对象等，其次还有自己工作关系，包括领导、同事、下级等。如果一个人有精神疾患，他给所有这些关系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重则造成明显的烦恼，降低其幸福感，甚至导致严重的心理负担，让生活变成折磨。

例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现在的抑郁症很多。有的中学生就得了抑郁症，不去上课，呆在家里不出门。父母想尽办法，挖空心思，可是越是着急，孩子的情况却越是严重。这样的父母，心情能够好吗？请问，这是“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吗？再如，一个酒精依赖者，就足以毁掉整整一个家庭的幸福！这个人之所以会对酒精产生依赖，从原因来看，一定与他人际关系有问题，压力太大，缺乏幸福感有关系。而他一旦对酒精产生依赖，他就会变得更加不顾自己亲人的感受，伤害自己的亲密关系。

一个人得了精神疾患，或者有酒精依赖等，至少会影响他的父母，如果是建立了新家庭者，还应该加上配偶、子女。这就是说，一个人得了精神疾患，当然谈不上幸福感，但麻烦还远远不是他自己，一般来说，他至少还会影响两个家庭，多个人的幸福感。这样来看，从“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衍出，在中国人中，缺乏幸福感者，或者幸福感不足够者，除了有精神疾患的人外，至少总共有三亿甚至六亿！

更重要的是，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人，他们的家人，亲密关系，往往就是重要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的这些家人、亲密关系不进行调整，或者至少是配合调整，他们就很难治愈。

面对这些庞大的需求，一般只有用心理调整、社会关系调整的方法和技能才能够解决。掌握这些方法和技能的主要是实战派、学院派。

目前国家的立法、政策的支持、经费的投入，以及其它因素所造成的各自的地位、话语权看，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存在这样的情况：

医院派是老大，学院派是老二，实战派是老三。

当然，“老大、老二、老三”这些是带点幽默的民间说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简洁地反映了客观现实。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它从多层面反映了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的不合理。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看，其中包括医学本位思想、唯科学主义、崇洋媚外思想、因循守旧思想、本位主义思想、既得利益需要等等。所谓“医学本位”，是指认为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是医学科学的一种扩大和延伸的一种观念、政策、制度。西方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体制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医学本位的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世界临床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历史，需要专文讨论，这里暂时不展开）而我们对于精神卫生、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服务等的理解，带有明显的、过分的西方医学本位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就是应该把这个结构颠倒过来：

实战派是老大，学院派是老二，医院派是老三。

所谓“颠倒过来”，首先是指国家的立法、政策、投入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使这“三大派”在国家政策支持、资源分配和话语权方面有一个平衡。

例如，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应该进行一些相应的修改，使得实战派的地位能够提高。

丛中认为：“应该将心理学专家、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引入精神科医院，为病人提供心理治疗与咨询服务，提供社会服务。精神科医院的大门，应该向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开放。”（丛中：《心理治疗为什么难以在精神科医院壮大发展？》）     

丛中建议就《精神卫生法》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原来的“第二十三条　心理咨询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遵守执业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修改为：“心理咨询师，可以在医疗机构内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心理咨询师，在医疗机构外，在精神障碍患者正在接收精神科医生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可以同时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当然，它的措辞等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准确、具有操作性。这一条款所涉及的问题，是属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侧的一个重要的结构调整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丛中的建议是并不充分的。它仍然容易引起来自医学本位，或者说精神病治疗的“医学至上”影响的误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处方权的实战派有能不能、没有权力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我认为是可以的。在我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中，我就治疗好了三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详情另撰文汇报。）另据我们的初步了解，以及举办七届“中国应用心理学自主创新”得到的信息，实战派有能力在精神病患者在头脑清楚，能够进行基本沟通的情况下，对之进行有效的心理调整。

现有的精神卫生法规定，这一类病人只能够在精神病医院由具有处方权的精神病医生进行治疗，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进行调整，它至少已经落后于世界上关于精神病人的治疗应该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基本共识。——实际上，这是针对所有的疾病而言的。其它疾病尚且如此，那本来就属于精神、心理范畴的精神疾病就更应该如此了。更重要的是，一位病人在没有被确诊之前，怎么知道他是什么疾病？所以，《精神卫生法》应该增加一条，其大意可以是：“心理咨询师可以对神智清楚的精神病人进行治疗，在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应该及时转介精神病医院。”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避免一些本来可以不用药，用心理调整方法就可以调整好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常常有一些病人，处于精神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的边缘地带，一旦被送入精神病院，被诊断、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后，就迅速恶化，这种实例，时有所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上面的问题是属于制度创新的话，心理健康服务的改革还需要理论、方法的创新。实战派所面对的领域是一个独立的、更加广阔的领域，它需要有国家立法、政策、投入等更多的支持，让实战派有明确的地位和更充分的话语权。仅仅就上面丛中提的那一条建议，还应该加上：精神病医院应该把适合非药物治疗的当事人转介给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我在精神病医院里呆过一定时间，我遇到过一些病人，感觉他们本来可以不用吃药、住院的。我也接待过一些当事人，他们来之前险些被家人送进心理医院是在精神病院，其实他们的问题都远远没有那么严重，都是非药物的心理调整方法可以调整好的。

多年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已经涌现了诸多或多或少具有创新性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其中不乏值得大力普及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全人心理学的“通心”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这些理论、方法的创新表现在何处，已经在其它地方有所论述。为了促进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我们已经发起，以自助公益的非盈利的方式，一连七年，共举办了七届“中国应用心理学自主创新论坛”。

这些理论、方法和技术需要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心理学界应该展开关于有相关的评价标准和机制的讨论，尽量取得一些共识，让那些确实有创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能够有机会有更大的影响。